动物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
作者：陈怀宇（河南大学特聘教授）
动物史已经在国际学界引起了持续的关注。在2022年8月下旬波兰波兹南市举行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开幕式安排的主题发言第一场便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强调“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四方面的研究。这充分说明了动物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前沿性。人类的生活离不开动物，人类历史的发展也是和动物共生的历程。当然，从自然史的角度而言，动物的历史要比人类的历史久远得多。
进入人类世之后，人类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而动物的活动范围不断缩小，特别是启蒙时代以来，人类被视为万物之灵，地位凌驾于自然界的动物之上。人口在二战后爆发式增长，工业化在全球迅猛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地球上的物种急剧减少，下一代能亲眼看见的动物越来越少。这种危机促使学者从将动物看作是客体和资源使用转向思考与动物共存共生。当国际学界出现这样的自觉意识之后，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动物史作为一门新兴学问应运而生。动物史试图从动物的角度，分析动物如何参与并塑造人类的社会生活，帮助人类重新定义自身。动物史也关注环境和生态危机，因此可以说是环境史的延伸。此外，与传统科技史主要将动物视为人类思考和研究的客体相比，动物史特别增加了关怀动物生存状况的伦理维度，因此为传统科技史增加了人文面相。
近二十年来动物史研究蓬勃发展，但仍然面临很多挑战。首先，动物史作为一门史学新兴领域，在史料的选择和运用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局限，因为动物本身并无语言文字，也不能创造出图像材料。人类对动物史的认识，必须仰赖自身创造的史料，包括语言文献、视觉图像、传说和口述资料等。因而历史学者在阐述史料中呈现的所谓动物的声音和动物的能动性时要特别小心谨慎。
其次，目前动物史所探讨的范围，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特别是脊椎动物和哺乳动物。这些动物长期以来被当作人类重要的营养来源，在远古时期参与了人类历史进化，历史上也被用来制作皮毛用品，甚至成为人类精神和文化生活的一部分。人类从动物那里获得灵感，创造文学、艺术，再现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的动物，如牛、马等，留存下来的史料较为丰富，而相当多的未驯化的野生动物，如麋鹿等，古人与其接触不多，留存下来的史料较少。甚至大熊猫这种现在大家广为熟知的动物，直到近代才引起广泛关注，古代的史料相当有限。至于一些海洋动物，如鲸鱼、鲨鱼、海星等，古人也所知甚少，因而留下来的史料不多。这些都给更为全面广阔的动物史研究带来很多困难。
最后，动物史主要由欧美学者倡导，目前动物史研究并没有出现国际性学会和组织，在大学和研究院也没有学系和研究所等学科建制，仅在美国纽约大学等少数学校设立了以动物研究为主修的专门学位,完备性尚待时日。
动物史虽然面临学科建制不成熟的挑战，不过也存在着发展机遇，出现了不少国际项目以及合作计划。动物史研究的论文也经常出现在一些期刊上，比如《社会与动物》等，这些期刊不仅仅限于动物史，大多是广义的动物研究。此外，还有不少出版社出版动物史系列丛书。中文学界也将陆续推出一系列海外动物史重要论著的中译本以及中国学者原创的学术研究作品。显然，未来动物史研究将迎来发展新机遇。
动物史受到去欧洲中心主义、去殖民主义的影响，出现全球史研究的趋势，比如美国历史学家特劳特曼在其著作《大象与国王：环境史》中探讨了大象在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上的政治意义，特别是王室用大象进行祭祀、狩猎和展示来构建王权的象征性意义，以及大象在南亚和东南亚历史上所发挥的军事作用，甚至也涉及了大象在近东地区和欧洲作为战争工具的流布。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近年来尤为关注亚洲的动物史。历史上，来自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各民族通过丝绸之路，将一些动物作为贡品或者贸易物品带到东亚；基于亚洲历史上各国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动物外交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此外，欧美探险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丝绸之路沿线的考古遗址和古代遗址中发现和收集了许多写本和铭文，这些丰富的文献以多种不同的语言写成，包括于阗语、中古波斯语、蒙古语、粟特语、西夏语、藏语、吐火罗语和突厥回鹘语等。对这些文献中出现的动物进行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亚洲的动物文化及其在塑造亚洲历史乃至更广阔的人类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于亚洲动物史研究，除了上述关注重点，近年来欧美学术界还出现了一些重要作品，如耶鲁大学教授米哈伊尔的奥斯曼帝国埃及动物史、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布姆加德的马来世界猛虎研究等等。在一些学术会议和工作坊，也频频出现有关亚洲动物史的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亚洲地区的学者，无论研究文学、历史还是宗教，都开始重视动物研究，并将动物研究的新方法与文本分析的传统方法结合起来，以揭示动物在传统和近代亚洲经济以及社会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功能和角色。
动物史的发展与人类的现实关怀紧密结合在一起。未来的动物史研究应该继续拓展地理范围，从跨国和全球的视角，关注不同族群如何记录动物的活动及其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动物史研究进一步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从科技角度对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近些年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和脑成像领域。美国动物行为学家斯洛波奇科夫与计算机专家合作，通过一种人与动物之间的翻译器，将动物的声音、脸部表情、肢体动作译成人类能懂的语言，实现人与动物更为密切的情感交流。而另一位美国学者伯恩斯则用脑成像技术试图理解动物的心理活动。这些科技发展，可能会重新定义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会给人类带来许多难以预料的挑战。面对这些关涉人类社会发展的前瞻性议题，动物史的研究将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思考人与动物的关系，保护生物多样性，为后世的永续发展提供一个健康的环境。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明清两代流行的马面裙，有哪些特点？******
中新网北京1月11日电(记者 上官云)近年来，“国潮文化”逐渐兴起，汉服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心头好”。从精美的纹饰到到精致的款式，汉服凭借丰厚的文化内涵，在当下依旧焕发着光彩，也是社交平台上的热门话题。
何谓“汉服”？汉服有哪些款式？南通大学副教授曹喆表示，周代至汉代的衣裳多是宽衣大袖，右衽与褒衣大袖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另外，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如今人们比较熟悉的“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明中期以后流行一种称为马尾裙的衬裙。
款式与功能
精美的汉服，无疑是许多传统文化爱好者的宠儿。
资料图：汉服展示。安源 摄曹喆介绍，“汉”字本意是天河，汉朝建国时以此作为国号，原先的华夏族也就被称为汉族。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来，汉服经历了多次胡汉融合。
因此，汉服来源多样，形成了款式极其丰富的汉服系统，这恰恰是历史积淀的结果。可以说，汉服是一个服饰系统，不是一种风格或类型。
如果按功能分类，汉服有祭服、朝服、公服、常服、燕服等，类似于今天的大礼服、小礼服、工作服和休闲服的分类方法。
按款式分类，则有深衣、袍、衣裳、襦裙等等。古代典章制度还按照礼仪和官级对服饰分类。研究者通常依据研究目的确定使用哪种汉服分类法。
不过，为了便于研究，可以把汉服归为三种基本款式，分别是衣裳制、深衣制和袍服制。因色彩、长短、宽窄、纹样、配饰等不同，这三种基本款式有很多变体。
汉服的“衣裳制”
《周易•系辞》有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曹喆说，从商代出土的人物造型玉器可以粗略看出，当时贵族是“上衣下裳”的着装。衣裳有可能是汉服最早的普遍使用的类型。
穿在上身的称为衣，穿在下身的是裳。大礼服往往都是衣裳制。如冕服采用的是衣裳制，不同朝代的冕服在冕冠、图案、尺寸以及颜色等细节上略有区别。
资料图：此前，四川省成都市玉林东路上演了一场国潮汉服巡游活动，30名汉服爱好者身着传统的汉服行走在街头，吸引过路行人。余轩 摄在一些重要场合，士人也穿上衣下裳。曹喆说，《礼记》记载，士人接受冠礼时头戴爵弁，穿纁(浅红色)裳。
周代至汉代的衣裳都是宽衣大袖，这也是汉服区别于胡服的主要特征之一。胡汉文化交融过程中，汉人衣裳出现收窄变短的款式。
早期的汉服款式相对较为单一。慢慢地，汉服款式越来越多，出现了襦裙(袄、衫)、袍、袴褶、半袖等，衣裳有宽有窄，领子有交领、圆领、立领等，装饰纹样更是几乎不计其数。
所以，曹喆认为，要总结汉服特征，大致可以这么判断：汉服具有符合汉文化、礼仪要求，且符合中国人审美需求的特征。
明清流行马面裙
对古代服饰研究者来说，古代典籍、绘画等记录的题材大多数关于“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如官服、贵族服饰等相对比较详细，出土的壁画和实物也多来自皇室或贵族墓葬。
曹喆表示，相较而言，明朝留下的小说、笔记、绘画以及实物资料较为丰富，比较有利于人们了解明代百姓的穿衣情况。
资料图：图为扮演水仙花仙子的汉服爱好者。 高铖 摄明代织造业发达，彼时江南是丝绸的织造中心，可以织造各种高级面料。明晚期，流行轻薄面料，据范濂《云间据目抄》所记，明代面料样式多样，不可胜数。明代晚期的老百姓只要经济条件允许，基本是爱怎么穿就怎么穿。
男装主要有贴里、道袍、直掇、程子衣等。《云间据目抄》中提到男人都穿“细练褶”，这是从元代辫线袄演变出来的一种袍衫，上身和下裙在腰间缝合，裙腰下有褶。
此外，明代女装主要有衫、袄、褙子、比甲及裙子等。弘治年间妇女衫、袄很短，仅掩至裙腰，发髻不高。嘉靖初年，衣衫大至膝，裙短褶多，发髻很高。
明代男女都使用一种衬裙，使用马尾织成，称为马尾裙，它能把外裙撑开，人显得宽大。此外也流行裙袄，袄用大袖圆领，裙用马面裙。
明代有月华裙、凤尾裙、百褶裙等裙式。可以这么说，马面裙是明清两朝最流行的裙子之一。一般来说，马面裙一周有四个裙门，两两相叠，两侧有褶，正面没有褶。
明代服饰样式和风格多样，部分服饰一直沿用到清末。戏剧用明式服装的传统一直流行到现在。明初时，一般老百姓的婚礼可以用九品官的服装作为婚礼服，新郎也称新郎官或新官人。
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
一般情况下，穿着者传达服饰的意义主要包括个性(品味)暗示和身份(职业)暗示两方面。
曹喆提到，中国人对“意义”非常重视，“以符号的方式表达含义是我们的文化传统。器物上的纹饰基本都是符号，体现了趋吉避凶的含义，服饰上的纹样更是难有例外”。
曹喆作品《汉服》。中华书局出版女式汉服上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是牡丹、蝴蝶、凤凰等纹样，男式汉服使用频率最高的纹样则是寿纹、云纹、回纹等。
此外，汉服纹样往往将各种吉祥含义的纹样凑到一起，如一幅画面同时有寿桃、蝴蝶、蝙蝠、如意等图案。以象征婚姻美满的纹样为例，有和合二仙、凤穿牡丹、蝶恋花、并蒂莲等。
汉服和礼仪密切相关。服饰礼仪展示的是服饰规范，与社会秩序、道德修养、物质生活等内容有关。《周礼》记载了五礼：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
《礼记·王制》则总结了社会生活的六种礼仪：冠、婚、丧、祭、乡、相见。无论哪种礼仪场合，都对服饰有规范要求。时至今日，人们在正式场合按照礼节穿衣的传统依旧留存。
很多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参与了服饰的设计。比如穿衣服的时候，要考虑到服装如何搭配，这个过程，实际就是服装设计过程的一部分。
“中国人教育孩子，要求‘形端表正’，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正衣冠’，即衣服和帽子要穿戴端正，外表清洁整肃，内心同样要纯净正派。”曹喆表示，汉服是文化的直观体现，反映出穿着者的文化取向或者归属，服装和人的精神面貌联系甚为紧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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