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PE潮鞋重启经典，“抄袭”惹恼耐克？******
在“Bape Sta”出现于球鞋市场长达22年后，还是在2023年收到了来自耐克的诉讼。
据媒体报道，知名运动品牌耐克于今年初向美国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交文件，以“抄袭专利设计”为由，向负责运营潮流品牌BAPE(下称猿人头)在美国业务的公司USAPE LLC提出诉讼。
报道称，在耐克多达28页的起诉书中，横向对比了耐克部分经典款式以及猿人头当下在售热门款式，以证明对方多个鞋款都能在耐克产品线上找到对应产品。
“Bape Sta确实很火。不仅深受明星和潮人喜爱，更被球鞋玩家所追捧。但不可否认的是，它确实和耐克的AF1很像。”一位鞋迷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如是说。
引燃导火索，爆款球鞋“复制”？
“猿人头目前鞋款围绕着耐克的标志性设计复制。这种复制行为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不可接受的。猿人头的侵权行为已对耐克造成重大威胁，耐克现在必须采取行动维权。”耐克在诉讼中表示。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耐克诉讼焦点在于猿人头旗下包括“Bape Sta”“Bape Sta Mid”“Court Sta High”在内的5款球鞋系列和耐克“Air Force1”、“Air Jordan 1”等经典设计过于相似。
“不可否认的是，两款球鞋除了Logo和部分细节不同外，外观确实很像。”球鞋爱好者赵岑向记者分析称，“对球鞋不熟悉的人从鞋面很难分清，只能从鞋侧的Logo才知道究竟是哪个品牌。”
据耐克方提交的材料显示，猿人头第一款疑似侵权鞋在2005年进入市场。之后十几年里，对方又陆续推出多款疑似抄袭的鞋款。
耐克表示，之所以此前一直未诉诸法律，因为对方在2021年以前业务规模较小，且缺乏连贯性。
记者了解到，耐克曾在2009年主动联系对方，双方就抄袭设计相关事宜进行讨论，这次会议导致猿人头关闭了其大部分美国店铺，并大大减少了在美国的活动。随后几年，猿人头重新对球鞋进行设计，以减少和耐克球鞋的相似度。
2021年开始，该品牌重新开始推出最初设计，这也引起了耐克的注意，并决定提起诉讼。
耐克要求法院下令禁止猿人头继续出售相关侵权鞋款，并向其索要相应赔偿金。
“或许此前耐克并不在意，但随着近两年来‘Bape Sta’在玩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逐渐提升，也推动其销量得以爆发。这必然会对自家球鞋的销量和在圈内地位造成冲击。耐克自然坐不住了。”一位球鞋玩家表示。
诞生街头，明星上身火爆全网
猿人头在潮流圈的地位，曾经一度足以用“如日中天”形容。
1993年11月，猿人头由日本知名街头潮流设计师长尾智明创作成立，Logo设计创意正是来自于科幻电影《人猿星球》中的大猩猩造型。
事实上，当时身兼数职的长尾智明对销量并不看重。据公开资料，该品牌只设计生产T恤，且每款通常生产30件，其中大多数更是分发给员工和朋友，少量产品通过其在里原宿所开的店铺进行销售。
不过，这些设计独特的T恤上市后，迅速引发年轻玩家关注，而限量销售的模式更是使得玩家竞相抢购。
1997年，日本娱乐圈天王木村拓哉在日剧《恋爱世纪》中穿着猿人头格纹衬衫的造型，吸引更多年轻受众对这一品牌的关注。一年后，其又在广告中穿上该品牌外套，又一次刺激了猿人头的销量以及影响力。
真正将其推上“潮流神坛”，还要追溯至2004年。一款被称为“开启一个潮流时代”的鲨鱼帽衫一经推出，迅速在全球潮流圈内走红。据资料显示，其最初售价仅约为2000元人民币，短短一年后价格飞涨，即使二手也需要上万元。
“当时身边很多朋友都渴望第一时间入手鲨鱼帽衫，但几乎没人抢到。”潮流爱好者张雪告诉记者，自己最终通过代购溢价入手了一件，直到现在都珍藏在家里。
成为当时炙手可热的潮牌之后，猿人头开始扩大涉及领域，并打造出多个子品牌，覆盖男装、女装以及鞋帽等各个领域。
不过，由于经营不善，猿人头在很长时间里接连亏损。最终在2011年，长尾智明将包括猿人头在内的整个Nowhere集团以300万美元卖给香港I.T集团。两年后，长尾智明正式宣布退出团队。
十年后，猿人头推出多款“Bape Sta”新鞋，也再度出现排长队抢购景象。
剑指竞争对手，诉讼同类商品频现
事实上，这并非耐克第一次就商品设计进行诉讼。
早在2016年1月，耐克将同属于运动用品公司的斯凯奇告上法庭，称斯凯奇数款运动鞋存在多项侵犯耐克专利设计的元素。这场漫长的诉讼经过五年时间争执，最终在2021年达成和解协议。
而在此期间的2019年，耐克对斯凯奇再次提起诉讼，直指后者生产了“斯凯奇版本的耐克鞋”，称对方涉嫌从竞争对手产品中汲取灵感。
2021年，耐克对知名球鞋客制师John Geiger提起诉讼，称其同名品牌所推出的“GF-01”鞋款侵犯了“Air Force 1”的外观专利，并企图在市场上制造混乱。
John Geiger的律师则提起反诉，认为耐克在商业外观保护的范畴/界定上过于模糊。此次诉讼，同样是以两家公司达成和解告终。
无独有偶，同样在2023年1月，耐克的老对手阿迪达斯也对美国男装设计师品牌汤姆·布朗提出诉讼，认为其在鞋履和运动服上所使用的“四道杠”条纹设计图案侵犯了阿迪达斯经典“三道杠”的设计。
诉讼中，阿迪达斯表示公司每年投入数百万美元的广告宣传费用，而汤姆·布朗则从中获得了影响力。汤姆·布朗则认为条纹是时尚圈内非常常见的设计元素，并不构成侵权，且阿迪达斯是运动品牌，汤姆·布朗是高端时装，双方并不是直接竞争对手。最终，阿迪达斯在这场开年官司中败诉。
“球鞋设计应该是知识产权专利层面的‘外观设计’。”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主任付建向记者分析称，耐克的经典款球鞋最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市，当时只是对鞋底申请了外观设计和发明专利，并没有对整个鞋面申请专利。即使申请了，目前来说已经过了专利保护期。只要没有模仿耐克的商标，竞争对手可以合理使用这些技术或者外观进行复刻。即使耐克起诉品牌方抄袭，也很难得到法院的支持。
“但值得注意的是，如果鞋子的外观专利没有超过保护期，未经授权的模仿和复刻属于侵犯著作权，同时还可能涉嫌不正当竞争。”付建说。
此次耐克起诉猿人头，已引发球鞋圈关注。记者搜索发现，二级市场并没有出现玩家抢购，多个交易平台相关球鞋的销量和价格未有较大波动。
“耐克此次诉讼应该是针对美国当地，即使赢了也只是无法在当地发售相应鞋款，对其他区域影响不会太大，自然也不会出现玩家抢购球鞋的情况发生。”上述玩家预测。
与名人交往忆事******
苏戈
我到中新社当记者，是在五十年代初中新社刚成立不久。副社长王纪元同我谈话说：“中新社处于起步阶段，在社会上还没有影响，需要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支持，特别是要邀请国内知名人士及文艺界名家为我社撰稿，扩大海外影响。”
那时，当一名文艺记者也有很多困惑。如文艺界名人生活习惯的差异，已经成名的人士不在乎多一次的扬名机会，加上许多人士或单位不认中新社的牌子，所以我开始工作时遇到了一些问题——人家不理睬摔电话、吃闭门羹，特别是同新华社、《人民日报》多家中央级媒体记者共同采访时受到冷落等，让我觉得很伤面子。再加上社内也有很多规矩限制，如要了解外报转载的文章落地情况，只能查看进步报刊，中、“右”的报不得借看等，这给开展工作带来很大的不便。当然，随着时间的推进，社会对中新社的了解不断深入，工作逐步开展，我的工作得到绝大多数各界名人及文艺单位的支持与帮助。更有许多青年人对我这份能经常接触明星、歌星等文艺界人士的工作极为羡慕。每当忆起当年那些人和那些事，我也倍感欣慰，难以忘怀。
老舍先生的幽默与认真
有一次采访老舍先生，我带上介绍信到乃兹府老舍先生宅院(现改为老舍先生纪念馆)。见到老舍先生后，我将信递交过去，先生看了信便问：“中新社和新华社有何不同？”我将中新社是民办通讯社，社长为金仲华，供稿对象是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等一一道来。先生边看介绍信又问：“是民办通讯社？”“是啊！是啊！”先生认真地重复问，我又重复回答。看来先生对“民办”两个字有不解之处，我也无法解答更清楚。这时坐在旁边的老舍夫人胡絜青大姐笑着说：“民办就是民办。”大家互相看着笑了起来。那些年我经常麻烦老舍先生，凡是遇到年节、假日、祖国大庆，便邀请先生为我社撰写文章。只要先生能抽出时间，他绝对愿意帮忙。
如今老舍先生已谢世，他给世人留下了不朽的作品。他的作品不仅生动表现了各阶层人民的生活，也写出最底层人民的疾苦，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的面貌。老舍先生是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人，让人永远怀念。
张恨水状告中新社
张恨水是位著名言情小说家，一生撰写了120多部小说，大量的散文、诗词、游记等作品，是位多产作家。他的著名小说《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夜深沉》等多部作品均拍成电影及电视剧，影响极广。我很早就阅读了他的小说，也可以算是他的“粉丝”吧。1956年夏季的一天，我怀着兴奋的心情，前往西四砖塔胡同一座四合小院拜见张恨水先生。当我推开小院便门时，见到先生和夫人正坐在亭院中八仙桌旁饮茶。夫人很娇小，像是南方人模样。在聊天过程中，我感觉先生说话语气低沉，言语不多，似乎有心事，或对当下新中国建立不久的环境不适应？当我问起先生近期有何大作时，先生不直接回答，只说没有什么事，很闲，有时在附近遛遛弯。我根据他说的现实情况，提出请先生为我社撰写一篇《北京街头见闻》，先生答应了。我便不打扰，起身告辞。没过几天我接到了先生寄来的文章，大约四五千字，交给组长黄嘉锦处理。黄嘉锦组长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是地下党员、菲律宾归侨，能干，有魄力。他大刀阔斧将张恨水先生文稿压缩成二千字，便发往香港报刊。事过半个多月，王纪元副社长叫组长和我到他办公室，告诉我们说：“张恨水先生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告了中新社，说‘对作者不尊重，不负责任，随意改动作者文章’。”发生这种事对中新社影响很不好，组长和我都挨了批评，我们也做了检讨并吸取了教训。尽管我们给张恨水先生带来不愉快的经历，但先生以大度的胸怀仍应邀为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撰写了多部长篇章回小说，对外报副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为此，我们很感谢张恨水先生。
批斗“电影皇帝”崔嵬
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兼导演崔嵬先后拍摄了《青年之歌》、《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多部深受广大观众喜爱的影片，并在电影《红旗谱》、《宋景诗》、《海魂》中扮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1962年，由《大众电影》读者投票评选的“百花奖”对崔嵬在电影《红旗谱》中扮演的朱志忠这一纯朴、善良、勇敢的农民形象给予了极高评价，授予他最佳男演员奖。为此，我写了一篇《访最佳男演员崔嵬》，刊登在《中国新闻》稿本第二部分。此稿很快被香港及海外华文报刊转载，香港《大公报》刊登时将标题改为《电影皇帝”崔嵬》。据了解，当天香港街头报亭《大公报》销量剧增，受到香港居民的欢迎。没料到，“文革”期间，“电影皇帝”这篇改动标题的文章给崔嵬凭空增加了一条罪状。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年月，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位延安时的共产党员就是有十张嘴也说不清了，被那些不了解内外社会制度区别的群众揪斗不放，吃了不少苦头。“文革”过后我又见到了崔嵬，向他表示谦意，“都过去了！都过去了。”崔嵬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宏亮嗓音，直爽、坦然地说。是啊！灾难是过去了，如人有再提起那段历史故事，就当笑话讲给后代听吧。
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
1966年“文革”伊始，有人贴了一张大字报：通讯组曾两次报道有关京剧艺人言慧珠的文章，这两篇大毒草应受到批判……。我看了大字报很气愤，有同志支持我反唇相讥。我想想还是冷静下来。1960年初，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言慧珠从上海来北京开会时，我采访了她。当时，她是上海戏曲学校副校长。她向我介绍了培养京剧接班人的情况，并对京剧艺术后继有人充满信心。同年夏季我从上海晚报上看到一则关于言慧珠、俞振飞结婚的短讯，即写信邀请她为我社撰写一篇蜜月旅行见闻之类的文章。言慧珠很热情，很快复信。信中说明：他俩畅游长江，欣赏了祖国美丽山河，看到了长江两岸人民的美好生活等。她还说，他们回上海已过多日，不是新闻了，如需要，请我代笔，用她名字发表。我根据言慧珠的委托及信中所描述的情况，写了一篇《言慧珠、俞振飞蜜月旅行追忆》，发给香港。香港及海外有些报纸很快采用。因为这种文体的稿件通讯组曾发表过多篇，很受外报欢迎。记得《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稿不仅被多家外报转载，而且得到了中央有关领导人的肯定及表扬。言慧珠是著名须生言菊朋的爱女。言慧珠才艺双全，扮相秀美，唱腔清亮圆润，深受广大京剧爱好者的喜爱。俞振飞是著名小生，是梅兰芳的搭档，他不仅在国内扬名，而且深受香港、台湾及海外京剧爱好者关注。再说，当年通讯组每三个月就要全面检查所发出的文稿，如有问题早就挨批了；其次，所报道的对象，不是个人喜爱而是因工作需要，符合我社规定的爱国主义报道方针。这场由言慧珠引起的争端，未能掀起更大地浪花，没过多久，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
拜见国共谈判大政治家邵力子，本不属于我的工作范围。领导给了我这任务，只有服从别无二话。领导交代：请邵力子先生撰写一篇国庆十周年观感，不谈人口问题。我领会了精神，随即前去拜访邵先生。邵力子先生是浙江绍兴人，讲话略带乡音。他是1949年代表国民党与共产党和平谈判的主要人士之一，主张国共合作，后因谈判破裂，邵先生主动要求留在北京未回台湾，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委员等要职。邵先生很热情也很健谈，待我说明来意后，先生很快应允。他认为，建国十周年各方面变化很大，特别是共产党对民主党派的尊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政策等，给先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当我采访结束起身告辞时，邵先生又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有关计划生育及人口问题的文章，接着他很激动地讲道：他曾在1953年时，在一次重大政治决策会议上提出中国人口过多，需要计划生育的观点；还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就人口问题做了专题发言。邵力子先生说：人口多是好事，但在经济和物质不够发达的社会环境中，控制人口刻不容缓。他的观点有三方面：第一，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不利；第二，生子女多对妇女身体健康不利；第三，对儿童成长教育不利。我聆听了邵力子先生关于人口问题见解与观点，极为敬佩和赞同。但是当年有关人口问题的政策是学苏联，是国策。这一观点又有多少人敢于站出来表示同意？我做为一名记者更不敢随意表态。先生看我没任何表情，一定是大失所望。很遗憾，如果先生不在“文革”中故去，如果先生能活到现在，看到中国人口增势得到控制，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定会感到欣慰。
(历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