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营要删候选人“学历”一栏，岛内痛批：实在无耻******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程东】台“行政院”日前通过“选举罢免法”修正草案，即“排黑条款”。民进党“立委”趁机也提出修法版本，主张删除选举公报中的“学历”一栏。岛内舆论大骂，民进党此举实在无耻。

　　据台湾《中国时报》21日报道，民进党“立委”钟佳滨、蔡适应、何志伟提出的“排黑修法”草案，共有24名联署人，都是民进党“立委”。提案中，他们主张把“选罢法”第47条原本规定选举公报要列出候选人学历的“学历”二字删除，即选举公报未来不用列学历。提案说明称，“参选人之学历与其是否足以代表人民意志，并无一定关联性，选举公报实不应强制要求揭露候选人学历”。钟佳滨声称，上世纪80年代各项选举有不同教育程度的要求，候选人必须具备同等教育程度资格，但现在不再以学历作为候选人的参选资格，选举公报上“学历”一栏的意义不存在。台“立法院”程序委员会讨论时，国民党党团总召集人曾铭宗认为“把学历删掉非常奇怪”，提议暂缓列案，最后该案暂时不进入修法审查阶段。

　　“立委”李德维痛批，民进党口口声声说要对抗“黑金”，要修“排黑条款”，结果搞了半天原来是要修这个，尤其主提案人还有之前被撤销博士学位的蔡适应，“已到无耻的地步”。国民党主席朱立伦21日批评称，民进党论文被撤销的“立委”，提案希望选举公报不写学历，民主社会怎么会这样做？台北市议员王鸿薇称，这真的是大笑话，选举公报就是要提供更多信息给选民参考，选民本来就有知情的权利，结果因为少数人用假学历、洗学历，就要把学历栏删除。她呼吁民进党政客悬崖勒马，若有人有洗学历的问题，应该深入检讨、改过、反省，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羞辱选民。台北市议员徐巧芯21日嘲讽说，“蔡适应怎么好意思自己提案，做人总有一点羞耻心吧”，这就是民进党的检讨吗？真的很到位，真的笑死人。

　　21日，国民党“立委”林为洲提议修法明定“假论文被判定确定的，终身不得参选”。有酒驾肇事记录者也终身不得参选。他说，前新竹市长林智坚、桃园市长郑文灿以及蔡适应等都被判定论文抄袭，抄袭造假和“黑金”一样严重。脸书粉专“政客爽”呛声道，绿营一堆候选人被爆论文抄袭，解决方法竟是未来都不写学历，笑死，“这款执政党还能期待什么？”

　　《联合报》21日评论称，稍有见识的人都理解，学历和能力不会画上等号，选举公报包括照片、政见、姓名、学经历等仅是信息披露，选民不一定会因为候选人是否为硕士博士就改变投票，但是一名有没有抄袭、学位是否如实都不敢保证的候选人，如何让人放心能授予公职权柄？文章称，蔡适应等人端出与反黑不相干的无理修法，包裹在“排黑”的案由下，这是虚心检讨执政错误，还是急着为下次选举铺路？“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恐已写下最糟糕的示范”。

网络募捐不能违背公序良俗******

　　□ 金泽刚

　　近日，江秋莲与刘暖曦(曾用名：刘鑫)生命权纠纷案在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迎来终审宣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刘暖曦需赔偿江秋莲各项经济损失49.6万元及精神损害抚慰金20万元。从法律上讲，该案已画上了句号，但案结事未了。随后刘暖曦通过微博就赔偿款发起网络募捐，引发很多网友愤慨。目前刘暖曦账号已被禁言。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网络募捐所涉法律问题的关注。

　　根据我国慈善法相关规定，慈善募捐，包括面向社会公众的公开募捐和面向特定对象的定向募捐。由于慈善的公益特性，决定了自然人主体并不具备慈善募捐的资格，因此个人在微博就赔偿款进行募捐，呼吁网民进行打赏不属于慈善募捐的范畴。此类行为在性质上可定义为通过网络的个人求助行为。

　　对于他人发起的求助，社会大众或出于同情、怜悯等缘由而给予其物质帮助，这在性质上归属于民事赠与，对此，法律并未禁止。当然，民事法律行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等基本原则，求助人不得采取欺诈等方式向他人求助，以获得捐款，还应当遵照事先说明的用途使用募捐款项，否则构成民法上的“欺诈”，即诈捐，诈捐是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

　　与此同时，我国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就此案来说，法院的判决已明确了其中的是非曲直，也尊重了人民群众朴素的公平正义观念。司法判决弘扬的是人间正气，呼唤的是社会良知，热心助人者应该得到补偿和认同，自私冷漠者必须得到批评和惩罚。这不只是司法判决的法理所在，也是社会公序良俗的必然要求。

　　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中指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裁判文书释法说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理解立法目的和法律原则的重要指引，即司法判决就应彰显公平正义，鞭挞丑恶自私。由此案说开，如果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因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而被法院判处承担赔偿责任，但又就赔偿款进行网络募捐，那么这一行为其实就是在向社会公序良俗发起挑战，在向社会主流价值观发起挑战，对此，相关网络平台要严格依据《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关于切实加强网络暴力治理的通知》等相关规定，承担起相应的法律义务和社会责任，对相关当事人的一些偏激言论，乃至后续的网络募捐行为作出必要的限制和监管。

　　同现实生活中的“讨要”不同，网络属于虚拟空间，在网络上的“求助”不仅求助对象广泛，明显带有社会公共属性，而且便于美化自身角色，从而容易博取同情，进而获利。因此，对网络平台上的求助行为，特别是网络打赏等经济活动的监管亟待加强。对于是否将个人募捐求助纳入慈善法的规制范畴，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果立法条件尚不成熟，亦可考虑在目前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中增设关于“网筹型个人求助”的内容，因为完备的社会保障制度和慈善制度在外延上应当包括个人求助制度，个人求助的核心在于个人求助权利得到保障和实现。

　　无论如何，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不是什么钱都能在网上“讨要”。网络求助同样应当遵循民事行为的基本准则，而且，网络求助应当留给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不能让网络平台为违法担责者博取同情、获取财物提供帮助。

　　(作者系同济大学法学教授，上海市嘉定区法学会副会长)